中国双轨渐进改革模式具有世界意义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最合适的是“奇迹”这两个字。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与世界上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当时有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

当时，中国也是非常内向的经济，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仅占5.6%，两项加起来仅为9.7%。而且，出口的产品中75%以上是农产品或是农业加工品。

在这么薄弱的基础上，197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未曾看到别的国家或地区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并且我国对外贸易每年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14.5%，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够这么快速从封闭经济变成开放经济。

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出口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并且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所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最早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世界工厂”变成美国，二战以后“世界工厂”变成德国、日本，现在变成中国。

2013年，中国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在此过程中，七亿多人口按国际贫困线标准脱贫，对过去40年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在这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经济崩溃论此起彼伏，但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要回答此问题，必须先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不断丰富，但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对现有的产业进行技术创新，让劳动者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好产品；另一种方式是产业升级，将资源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部门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两个方式是一样的。

发展中国家有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可能性，被称为后来者优势。利用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只有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产活动采用的技术优于本期，就是技术进步；只要下一期进入的新产业附加值高于本期，就是产业升级。

由于技术先进程度和产业附加值水平有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对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进入附加值比现有水平高且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当然，利用后来者优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快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续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大幅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这13个经济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一个，也是赶超速度最快的一个。

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没能利用后来者优势？最主要的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转型取得成功，而同期其他国家转型失败

如认为市场化改革是造成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转型，其他社会性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与中国相似的、由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他们是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我们是稳定快速地发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当时认为，这些国家在转型前经济效益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没有建立与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实施“休克疗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政府的干预全部取消，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目标虽好，但这样的转型思路忽视了原体制中的政府干预是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如取消保护补贴，结果必然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短期内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巨大冲击。

而且，重工业中有不少产业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国家也不能放弃，必须继续给予保护补贴，而私人企业主要求政府提供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比国有企业更高。寻租、腐败严重，效率反而更低。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维持稳定并快速发展？我们推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资本密集、规模大、与就业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产业，在转型期间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稳定；对过去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的，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积极招商引资，并以务实的方式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将其变成竞争优势。

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资本快速积累，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由缺乏自生能力变成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由“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可以而且应该给予取消，才能根除在渐进双轨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市场扭曲和不当干预所导致的腐败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并使我国完成从双轨制到完善的市场制度的过渡。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我国采取的渐进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主张一次性消除政府干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务实的渐进双轨制是我国维持经济稳定和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对现代经济学有何意义

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致力于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但成功的经济体非常少。二战后至今，在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一个是中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2025年，中国大陆很可能成为二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

通过比较二战后少数几个成功和绝大多数不成功的经济体，我发现，迄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而少数几个成功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其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当时主流的理论是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政府主导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推行这种战略的经济体都未能取得成功。

少数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却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产业开始，推行出口导向而不是进口替代战略，当时这种发展方式被认为是错误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向市场经济，当时的主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倡导“华盛顿共识”，主张采用“休克疗法”，一次性消除各种政府干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按照这个方式来转型的国家，遭遇的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少数几个经济体像中国、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发展，采用的却是双轨渐进的改革模式。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理论的前提，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不同，照搬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发展中国家必然遇到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现在采用的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有什么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比如结构主义，或者看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好，就让发展中国家照搬，比如新自由主义。

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完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就主张发展中国家采用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实际上，这样的理论忽略了重要一点，就是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的差异性。

这是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开始提倡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它与过去主流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异，是总结于中国自己成败的经验，也是总结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成败的经验。

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自觉地把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作为出发点，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为什么成功，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未来如何发展。同时，这样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我认为，只要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深化，中国在21世纪将变成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将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世界的经济中心历来是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心，著名的经济学家多出于此，所以，21世纪当中国变成世界经济中心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就将大多来自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中国与其他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条件是比较相似的，我们提出的理论将能比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更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